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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人口分布调查之2018:为什么台湾人每到节假日都要由北向南迁徙?

佚名 2018-04-05 07:08:36

《冰原历险记》动画中,长毛象们为了生存而迁徙。现实世界的台湾,劳工们也为了谋生而离乡背井。中研院人社中心的林季平副研究员,利用各类人口个体资料分析劳工迁徙 (labor migration) 的路径,研究指出,若想解决失业问题,要

《冰原历险记》动画中,长毛象们为了生存而迁徙。现实世界的台湾,劳工们也为了谋生而离乡背井。中研院人社中心的林季平副研究员,利用各类人口个体资料分析劳工迁徙 (labor migration) 的路径,研究指出,若想解决失业问题,要帮助失业者经历一个“成功”的劳工迁徙,才有机会再次就业。

【人口迁徙&劳工流动研究】

1990 年代的青壮年,听着林强的《向前走》热血沸腾:“斗阵的朋友告辞啦!阮欲来去台北打拼~”;而来到这个时代,年轻人听着草东没有派对的〈烂泥〉而摇晃:“我想要做的,有钱人都做过了,我想要的公平,都是不公们虚构的……”

这些歌词,是在大时代环境中诞生。在互相指责谁不努力前,让我们搭上时光机、戴上竹蜻蜓,飞到1950~2000 年代的台湾上空,鸟瞰劳工们在地表迁徙的求职历险记。

【1950-1970:战后婴儿潮变成做工的人】

未曾拥有过一块土地的你,可能在课本背过“三七五减租、公地放领、耕者有其田”。1950 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,台湾经济活动以发展农业为主,此时有为数众多的婴儿呱呱坠地,一个家庭常有七八个小孩互相揪着头发、共穿一个面粉袋。

战后婴儿潮,如台风天的海浪般洶涌。后浪推前浪,婴儿长大后,农村这些爆增的人力怎么办?

在此情况下,1960 年代中期开始,国民政府大力推动“出口导向”的轻重工业政策,成立加工出口区、推行十大建设。虽然战后婴儿们普遍只有接受小学基本教育,但离开农村后,只要学习基本组装或机械技术,就能无缝接轨变为大量劳动力,在生产线上奏出人力转型的完美乐章。

做农的人,变成做工的人,触发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与劳工流动,并长达10 年之久。此时青壮年大多前往台北、高雄找工作,少部分前往台中;台湾呈现北高分流的劳工迁徙趋势。“1970 年代高雄的家户所得排名全台第二,房价也跟当时的台北差不多!”林季平说明。

【1980-2010:做工的人变成失业的人】

然而,1970 年代末期,台湾外交失利、连带引发政经结构剧烈变化,同时也面临中国打破锁国政策、东南亚诸国经济体兴起,台湾过往的传统劳力密集产业渐渐失去竞争力。再加上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震撼,政府部门将政策修正为发展技术及知识密集的产业,例如电子资讯工业、金融业等等。

此时南台湾地区受到石油危机影响,石化及重工业开始没落;虽然官方没有亲口证实,美丽岛事件等政治挑战,也可能削弱了当时执政党对南台湾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度。

种种人择因素下,北部渐成为新兴产业的大本营,例如新竹科学工业园区、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等等。影响范围甚至扩展到中坜桃园都会区,从1990 年至2000 年,此区人口增加了31.4% (行政院主计处2000)。

因此不难理解,为何当今农历过年前,台北车站、高速公路会涌现惊人的返乡潮,而过年时,台北则唱着空城计。

在这个产业转型、劳工往北迁徙的1990 年代,你会听见此时的青壮年唱着林强的〈向前行〉一曲:“亲爱的父母再会吧!斗阵的朋友告辞啦!阮欲来去台北打拼,听人讲啥咪好康的拢在那~”。

然而,领取好康的通行证,仅限于高科技代工、金融业、资讯业等等劳工,传统“做工的人”被眼尖的守门员踢除在外。

1990 年代由于生产成本提高,台湾传统工厂大规模关厂歇业,外移珠江三角洲或东南亚地区。这群被轻重工业释放出来的劳力,是只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战后婴儿一代(此时约为40-50 岁),缺乏所需的专业知识,无法被新兴产业吸收,就业问题持续累积至今。

因此,你可能听过在工厂工作的长辈们,道出这句期许(或感慨):“好好读书,长大后才不用像我们赚辛苦钱。”

“迁徙”是改变的开始,也是高度冒险的过程

了解这些劳工流动路径有什么用?林季平说明:“迁徙本身要付出很多代价,但常常被忽略。”

解决失业问题,最重要的是失业者能再就业,而失业者能成功再就业的关键,在于能经历一个“成功”的劳工迁徙。

以劳工小明为例。首先,是有形的迁徙成本,当小明要从高雄到台北找工作,原先在高雄累积的区域性资本(人脉、房地产等等),必须通通砍掉重练。第二,是心理成本,到了台北人生地不熟,可能会遇人不淑、或是水土不服。

第三,也是最常被忽略的,是“资讯成本”。当小明决定要从高雄到台北找工作,需要花费很多心力寻觅职缺、或打听消息,但过程可能搜集到错误资讯,直到迁徙至台北才发现“完了!跟我想的不一样……”。这时小明又得再迁徙至别处找机会,或是沮丧地回老家。

因此,薪资水准、房价等各种生活资讯,应该要越来越透明;职缺内容、实质收入等资讯也要清楚明确,这样才能降低迁徙求职的误判机会。

林季平用数字举例,假设一位“劳工小明”从高雄到台北的迁徙成本是台币10 万元,包含租房子、适应、收入减少等等,当他发现在台北找工作不利,这台币10 万元也就付诸流水。

“当社会上有40 万名这样的劳工小明,就累积了40 亿付诸流水的劳工迁徙成本。但如果政府及公司行号,愿意花个一两亿把这些社会资讯好好提供出来,帮助迁徙的劳工评估什么地方找工作是最有利的,降低的社会成本怎么算都划算!”林季平说明。

【依照迁徙路径,设计就业对策】

进一步分析不同年龄、性别、职业别的劳工,会发现找工作的迁徙路径有其原因。

女性因结婚或家庭因素而失业者,倾向选择“回流迁徙”,例如从台中到台北、又从台北回到台中。难道这是现代版的“孟母三迁”?

离婚或分居,通常迁徙的是女方,这反映出父权体系国家的文化因素。

林季平说明:“在东亚社会,女性的决定权不在女性本身。”结婚时要同住一个地方,至少有一方得变动工作和居住地点,通常会是女性搬迁,这个现象可通过“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”的俗语来映证。而分析“人力运用拟-追踪调查资料库”发现,离婚或分居时,搬走的也通常是女方。

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的资料,民国90 年至105 年的有偶人口离婚率显示为升高趋势,虽然“离婚”很难想到跟“劳工迁徙”有什么关系,但通过劳工流动研究,可得知就业政策已无法忽视离婚趋势的影响。

考量女性因结婚或家庭因素而失业,通常选择“回流迁徙”回到熟悉的旧地,然而已离开了一段时间,就需要清楚的就业与生活资讯、人脉网络支持、或是社福政策的照顾。

另外,低教育/低职业阶层的失业者、50 岁以上的失业者,也倾向选择“回流迁徙”,回老家找工作。

林季平回想:“我曾问过前者,为什么别的地方有机会不去找工作?他们都会回答,我曾经在某个地方待过,到别的地方应该也一样,干脆就不去了!”过去迁徙求职的不愉快经验,一朝被蛇咬、十年怕草绳,这种失望尤其常见于低教育程度、低职业阶层的失业者。

而50 岁以上的失业者面临另一种现实问题:这个年龄若要做粗重活,体力不比年轻人;若要转职新兴产业,技能不相符;若要找更低阶的工作,年轻时做过了不愿意;只好转身回流老家,至少有熟悉的人脉相挺。

“这两种失业者,除了本身要积极通过职训局课程学习新的技能,也需要克服心理障碍,这点常被忽略。”林季平说明,并提醒政策设计要鼓励这类型的人“不要怕,再重新踏出一步”,否则时间一久,可能会成为回老家颓废丧志的人。

《大佛普拉斯》电影中提到:“生活中本来就有各种困难。”缺乏专业技术的甘苦人,也面临外籍劳工的竞争压力。

【外籍劳工来了,本地劳工去哪?】

1989 年之前,在台湾你应该看不到外籍劳工的身影。直到1992 年通过《就业服务法》后,其中的外籍劳工专章允许民间产业引进外劳,并逐次放宽行业种类。

根据行政院劳动部2017 年资料显示,台湾的外籍劳工总人数前三多为桃园市、台中市、台湾新北市,职业别以低技术的产业外劳、社福外劳为主。这个数据,可与下图本地劳工的迁徙趋势做对照。别忘了,这些虽然看起来只是“箭头”,却是活生生、在地表迁徙谋生的“人”。

外籍劳工如同一把双面刃。对高技术人员有互补作用,例如帮忙照料家事、完成基础生产线工作,让高技术人员有更多时间资源拼业绩、研发新科技、开刀医治病人等等;但同时也排挤了该地区的本地劳工,尤其是工作同质性高、但时薪比外劳高的本地劳工。

因此,1996-2000 年,外籍劳工集中的台湾北部都会区,出现了本地劳工外移的现象,千里迢迢迁徙至南部、东部找工作。

外劳这帖药,治疗了北部都会区的经济,副作用却在其它区域出现。

由于南部、东部得承担本地劳工迁徙的社会成本,长年下来造成和北部的资源分配冲突。林季平不讳言地说明,并接续强调:“我们不能否认外劳的贡献,政策并不是要去限制外劳。特朗普执政后打击低技术外劳,造成社会严重的分裂,这我们要引以为鉴。”

最重要的是,外劳雇主和外劳缴交的“就业安定费”,应该用在承担副作用的本劳迁徙区域,而非因外劳受惠的台北、桃园、新竹等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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